《东门行》

东门行

出东门,不顾归。来入门,怅欲悲。盎中无斗米储,还视架上无悬衣。拔剑东门去,舍中儿母牵衣啼: “他家但愿富贵,贱妾与君共餔糜。上用仓浪天故,下当用此黄口儿。今非!” “咄!行!吾去为迟,白发时下难久居!”

这首诗是汉代乐府民歌中思想最激烈、斗争性最强的一篇作品。汉代末年,朝政腐败,宦官当权,战祸频仍,民不聊生。一个需要养活弱妻幼儿的男子汉,家徒四壁,缺衣少食,万般无奈,只得铤而走险,提着武器,当“强盗”去了。《东门行》所表现的内容是封建社会乱世最常见的社会问题:在残酷压榨下的劳动人民走投无路,只得起来造反,以求生存。

这首诗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乐府民歌叙事性强的特点,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些波折的故事,看似平淡而实际上很深沉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。开笔就写主人公“出东门,不顾归”, “不顾归”三字有力地点出此人态度的坚决。他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、反复斗争才下定决心的。但是出人意外,他又回家了, “来入门,怅欲悲”。这一波折,既真实,又深刻。它表现了这位主人公矛盾复杂的心情。一个普通的人,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,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造反的,更何况家中还有妻儿。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又回来了,然而回家后只是更为怅惘和伤悲,因为看到的是“盎中无斗米储,还视架上无悬衣”,既无吃的,又没穿的,使他感到毫无希望,激怒他再次“拔剑东门去”。 “出东门”——“来入门”——“拔剑东门去”,这去、来、再去曲折的描写,真实而有力地表现了官逼民反,民不得不反的深刻思想内容。这其间没有作者主观的表述,完全是用叙事的方式来达到的。

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是主人公和其妻的对话,实际上仍然是叙事。妻劝夫的几句话,是愤慨,也是哀伤;是苦劝,也是责怪。这位善良柔弱的妇人是多么可怜啊!她知道,丈夫去造反,不但本人有生命危险,家中妻儿也得遭杀戮,那可是灭门之灾啊! “贱妾与君共餔糜”,宁愿在一起喝粥,这是劝阻丈夫到头的话语了,可是,她也晓得家里是连熬粥的米都没有的, “共餔糜”,等于白说,所以后面的话简直就是誓言咒语了: “上用仓浪天故,下当用此黄口儿。”看在老天爷和孩子的份上,还是不要去冒险吧,这是多么沉痛和无可奈何的哀告!最后急促说出来的“今非”,是绝望的悲叹,也含着对丈夫的责怪,更是埋藏在内心痛苦的爆发。她也对现实不满,但她只想到忍耐,从忍耐中求得生存。但是,妻子劝阻的话越加激化了丈夫造反的思想: “共餔糜”, “盎中无斗米储”,哪儿来的“糜”! “仓浪天”,管什么用! “黄口儿”,本来就养不活!只有反抗, 别无良策。诗的最后是丈夫对妻子劝阻的回答:“咄!行!吾去为迟,白发时下难久居!”口气愤怒、严厉、决绝,可以看成是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申斥。忍耐有什么用,只有起来造反,才或许有一线生路,晚走不如早去。这夫妇俩的对话,一低沉悲怨,一激昂愤怒,一软一硬,强烈的反差,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,把诗的主题揭示得更为深刻、有力。

这是一首不长的叙事诗,它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场景,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,有较强的情节性,而且在短短的篇幅里,刻画出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,对话的生动自不待言,心理变化的描写也很贴切,男主人公由犹豫不定到最后下定决心,其变化叙述得极其自然。另外,诗中对人物动作只有简单交代,但亦为点睛之笔,如写男主人公开始要造反是“出东门,不顾归”,再次决定造反是“拔剑东门去”,这“拔剑”的动作,就突出地勾勒出他此时已非常气愤,怒不可遏。写妻子劝阻丈夫时是“牵衣啼”,这“牵衣”的动作就勾画出她彼时紧张、害怕的神态。

《东门行》在句法上变化自如,随内容而定,尤其是夫妇的对话,长短不一,参差不齐,妻子的委曲哀怨,丈夫的急迫愤怒,活脱脱地画出了两人对话时的声口。